投共的阴影

2020-07-11 08:06:53 来源:I生活报179人评论

投共的阴影

黄绍竑遗书:「余当年弃国投共,始令亿万黎民今于水深火热之中。余投共而罪该万死,唯国人却无辜矣,即九泉下亦无面目见万民。」

「投共」与「贰臣」

1949年4月23日,代表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政府北上与中国共产党谈和的张治中和邵力子,和谈破裂,二人投向共产党,其后脱离国民党参加做为中共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下花瓶党之一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可视为历史上的「贰臣」。张治中和邵力子,一武一文,皆长期受蒋介石信任与重用,在身负重任之后,不能完成任务,本应回到困难重重的国民党阵营共商大计,却不由此,反而投共,为何如此?史载少有记述他们的心路历程。

当年许多原国民党及国民党政府要员投共,实在说,这些人一方面可能投机,一方面可能心怀善意,他们思内战完毕,国人应团结建国。然而,国民党及民国政府离开中国大陆后,投共者与民主人士才发现中共之本质与国民党及民国迥然不同,实非非共人士可以想像。初期,投共者与民主人士皆极为讶异多数之共产党人之认真勤奋,朴实诚恳。其实这是共产党多重性格中必须肯定的一面,性格的另一面则是在困境中,共产党能够保持高度的多元弹性政策,以求生存发展。可是,共产党有它自己的真实一面。

待中共建政后,不久即放弃抗战与内战期间之怀柔政策,所谓之「新民主主义」,其性质为联合政府与混合经济,事后证明仅为夺取政权之术,至多为过渡时期。为何毛泽东急于结束新民主主义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学界政界讨论甚多,甚有主张现行政策尚不如当年之新民主主义开明。事实上,根本在于中共之预设之社会蓝图为共产主义,也就是说中共的意识形态主导了其思想行为。1949年后建政后发现新民主主义受到欢迎,而由于资本主义成分与自由思维日渐发展,社会主义与专政结构尚非稳固,若不遏止此一潮流,中共专政之合理性必遭质疑,中共必须採取急剧手段稳固政权。毛泽东非常了解知识份子和有产者普遍对于共产党与共产主义恐惧和厌恶的心理,所以从严镇压异议者,立即改变社会结构,使得其中每一个人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生存。是以解放伊始即进行残酷土地改革,使全国广大贫农成为共产党政权的底层;镇压反革命,清洗国民党军事特工人员及家属;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企业中进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三反五反,进行全社会阶级成分过滤;改造资本主义为公有制,和设立农业合作社以展集体化。之后,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8年大跃进,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期间多数自由化倾向之中共党员受重大冲击,遑论民主人士及一般知识份子,而投共者更由于其明显之历史背景而首当其冲。共产党施政目的根本在于改造,改造社会,改造人性,巩固政权。在1949年前后,没有人可以预知投共者以及民主党派的命运,除了毛泽东。

概说民革

抗战结束后,1948年初,李济深、何香凝等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宋庆龄为荣誉主席,为中共外围团体,以分化国民党,配合中共夺权为目标。其成员多为国民党左派、反蒋分子以及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起中共胜利在望,民革成为国民党降将与投共分子容纳之处,也可以说是为中共招降纳叛的一面旗子。1949年9月,民革、中国民主同盟等政治团体,接受中共召集,于北平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意义的〈共同纲领〉,接受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与人民民主专政之名领导。

关于民革在解放初期的发展方向,1949年10月12日,周恩来在招待民革领导人茶话会上发表讲话中强调:「在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过程中不应该也不可能採取欧美式民主,一党在野,一党在朝。中国国民党的人员构成分为三层两类,党员分上、中、下三层,三层中有好坏两类,即反动与不反动。它的下层多是被强迫参加的,大都是好的,由于他们本不是自愿参加的,因此现在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中层大都是专门人才,即在旧政权机关中工作一二十年的中高级职员、教授、专家等等,这层人有几十万,好坏参半;上层数目不多,这里面好人少,坏人多。鑒于这一情况,中层广大职教公务人员应当是民革主要发展对象。希望民革朋友在这方面多做工作争取他们,使他们懂得如何为人民服务。」周恩来待人接物一向比较温和实际,和毛泽东处理人与事的残酷极端不同,终其一生,周恩来没有办法平衡毛泽东的性格。周恩来所谓的三层中的中层,即国民党留在大陆的职教公务人员,周恩来本意是由民革予以保护、改造、安排,可以继续为新政权服务。而实际上,在改造的过程中,这些民国以来培养出比较质优的一批人,成为社会上受歧视压迫、生活提心弔胆的一群人,读钱理群(钱千鹤留在大陆的儿子)着作即知。这群人其实和民革中的反蒋、叛国民党、为中共工作的上层人物没有共同语言,非常可能,留在大陆的国民政府中的职教公务人员根本看不起民革这批人。所以民革核心分子只能与中共上层往来,并没有,也无法,起保护留在大陆国民党与民国政府人员的作用。民革主席李济深对于做国民党与民国政府留在大陆人员的工作感到为难,1950年9月,李济深对负责民革组织部的朱学範说:「要以与旧国民党有历史关係的群众为对象,不仅有国民党归队之嫌,同志们思想上接受不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实际做起来,有很大的难度。但是,这些人到了新社会,总得有人做他们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对社会秩序的安定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从事建设有重大意义。现在我们既不能良莠不齐地把他们包下来,又没有理由拒绝这项巨大而又光荣的任务。」朱学範是中共隐藏党员,李济深当然明白,说这些话,是说给中共听的,而朱学範则会把李济深的表态和希望的做法带到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部,得到指示后再传达给李济深和民革领导层,这样的沟通模式是非常有效又重要的。其后,李济深与中共统战部协商,决定在今后发展新成员时,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实际上,李济深和民革都没有权力,更没有资源,去动员与组织国民党与民国政府留在大陆人员。

以下由民革概说投共人员之组成,主要介绍常务委员部分人员,由于资料不全,时序上可能有些不準确,日后有机会再予更正。

参加第一届(1948~1949)民革且列为常委的原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除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等,还有蔡廷锴、朱学範、冯玉祥等。其中何香凝为廖仲恺夫人,谭平山为中共早期领导人,朱学範为中共党员,冯玉祥长期摇摆不定,然最终倾向中共。蔡廷锴曾任国民命军第十九路军军长,后来反蒋。这几个人创办民革,很可能是中共授意,急于利用孙中山遗孀宋庆龄的招牌,加强加深中共的历史性根源乃是孙中山,而不只是列宁(VladimirLenin)斯大林(JosephStalin)这些俄国人,中共对于外界批评他们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螟蛉子是非常在意的。不过,公平的说,中共的统战思维和行为具有高度的战略性与战术性,国民党在这方面一直招架不住的,尤其要注意到中共的统战工作是和其特工系统分工合作密切的,其最高领导人是周恩来。

第二届(1949~1956)常委开始有投共者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程潜等。其中邵力子应为潜伏的中共党员,至少是亲共人士,张治中抗战期间与中共的关係一直亲善,中共建政后除了帮助平定新疆,似乎未见显示出与中共有特殊历史关係。程潜,中国革命同盟会元老,抗战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上将,1948年为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政府主席,1949年年中在长沙向共产党投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第十九路军调防上海,陈铭枢任京沪卫戍司令,蔡廷锴任十九路军军长,蒋光鼐任总指挥。1932年日军登陆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为一二八淞沪战役,名噪一时。1933年,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与李济深等发动闽变反蒋,在福州组成中华共和国革命政府,事变失败,逃到香港。陈铭枢在1957年反右中,划为右派份子。蒋光鼐1966年文革期间遭抄家迫害去世。

第三届(1956~1958)常委有卫立煌、龙云、刘斐、刘文辉、陈绍宽、屈武、唐生智、翁文灏、黄绍竑等。其中屈武为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和刘斐都是潜伏的中共党员。卫立煌1948年初任东北剿匪总司令,兵败,软禁于南京。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后,卫立煌去香港、1955年3月从香港经广州回北京,3月17日《人民日报》载其〈告台湾袍泽朋友书〉。陈绍宽,抗战期间任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翁文灏任1948年民国政府行政院长。黄绍竑为李宗仁桂系首领之一,1957年,黄绍竑划为右派份子,文革时受到严重冲击,两次服毒不死,1966年8月31日,在北京以剃刀自杀。黄绍竑遗书:「余当年弃国投共,始令亿万黎民今于水深火热之中。余投共而罪该万死,唯国人却无辜矣,即九泉下亦无面目见万民。」龙云,号称云南王,后人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所以称为民主堡垒,和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对知识份子之言论自由持开明的态度有关。我认为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一颗珍珠,鹿桥的名着《未央歌》即描述当年的景况。西南联大美丽与浪漫的传奇,可能是空前,也大概是绝后了。1957年,龙云划为右派份子。刘文辉,四川军阀,先后任四川省主席,西康省主席,1949年12月,刘文辉在四川通电,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背弃中华民国。唐生智是抗战初期南京守将,日军进逼,唐生智逃逸,造成日军屠城,是为南京大屠杀。

第四届(1958~1979)常委有梅龚彬、王崑仑、卢汉、钱昌照等。王崑仑和秘书长梅龚彬都是潜伏的中共党员。钱昌照曾任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其连襟黄郛在抗战前夕为蒋介石维持华北关係。卢汉,接替龙云为云南省主席。1949年12月8日,蒋介石在重庆命张群与李弥去见卢汉,希配合胡宗南稳定西南,待张群与李弥抵昆明,立为卢汉所执,宣布云南倒戈。12月10日,卢汉拍电报致刘文辉,要刘扣留蒋介石,期投共有功。后卢汉释放张群与李弥,为周恩来所不满。张群历千山万水抵达台湾,李弥则奔云南边境重组部队反共,二人效忠蒋介石与国民党,生死不渝,忠义可秉。国防部保密局少将处长瀋醉亦遭卢汉逮捕,后投共,改造期间,撰写大量戴笠及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秘辛,语多轻佻夸张,深为来台军统局老人包括家父所厌。

这段时间,1965年7月,李宗仁夫妇回归大陆,受到毛泽东接见,指出李宗仁1949年后在海外推动第三势力运动的错误。李宗仁在与民革往来后,表示不参加民革。黄绍竑系其桂系老部属,二入关係极为密切,没想到,次年即发生文革,黄绍竑自杀身亡,李宗仁的心情受到极大震撼,可想而知,对他自己的选择回国深感悔不当初!

第五届(1979年~1983年)常委有郑洞国、贾亦斌。1981年12月增选孙越崎。郑洞国,1948年初任东北剿匪副总司令,5月,长春遭共军东北人民解放军围城,最终弹尽援绝,城内百姓被共军压制不得出城,城破,郑洞国投降,共军入城赫然见人吃人惨剧,长春围城,居民饿死数十万,至今中共讳莫如深。贾亦斌曾任国民政府青年军複员管理处少将组长,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1949年兼任干部训练团团长,4月,率部于浙江嘉兴策应中国人民解放军过长江,随即加入共产党。贾亦斌是蒋经国当时的重要干部,此事对蒋经国伤害很大。惟贾亦斌是否早为中共地下党员,日后并未表明。孙越崎为抗战结束后任行政院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1949年底投共,1950年3月,经邵力子介绍加入民革。在陈云支持下,孙越崎制订〈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暂行办法〉,发表于1951年6月16日《人民日报》,提出「施工必先设计」的基本建设原则。1952年,在中共三反及五反运动中,孙越崎和原资源委员会的一些主要人员受到审查,孙越崎的老友资本家卢作孚在五反运动中自杀身亡。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孙越崎受到迫害,以有特务之嫌的罪名关入牛棚,隔离审查一年余,抄家,挖防空洞劳动,妻子王仪孟受到惊吓,精神分裂,两度自杀。文革后,孙越崎为原资源委员会人员平反,自从资委会投共之后,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原资委会各级人员受到迫害,有的折磨致死,子女受到牵连。1991年10月,98岁的孙越崎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列举资源委员会护产有功的事实。获得江泽民重视,肯定了资源委员会人员拒迁台湾,护厂护产的贡献,并认为资源委员会的事迹有「起义」性质。有关孙越崎和资源委员会的事情,台湾的《传记文学》曾有不少文章讨论过。至于孙越崎是「投共」还是「起义」?当然不同立场有不同的解读。然而有一件事,是极为关键的,就是中共建政之后,毛泽东採取「一面倒」政策,完全倒向苏联,由苏联提供支援,一切照搬苏联的作法,所谓「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1950年代,大陆上崇拜苏联老大哥,憧憬共产主义的光景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土豆烧牛肉」。孙越崎计画一步一步建设中国工业的想法,当然被视为「资产阶级」、「美帝国主义买办」的落后办法。而且,资源委员会的经验和技术相较当时苏联上万顾问直接帮助建厂下,已经不是必然需要的了。所以,江泽民代表的中共中央肯定了资源委员会人员护厂的贡献,但是并没有说到他们对中国工业化的功劳。解放以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有没有延续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资产,包括人员与工厂的参与,应该是一个实际的议题,这和「投共」、「起义」已经没有关联了。

1949年10月6日,中国国民党宣布将宋庆龄、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钱昌照等人「永远开除党籍」。

杜聿明与黄维

另外,有关杜聿明和黄维被俘这两位的国民党司令官的下落,就显得有些神秘。杜聿明在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失败后,有各种说法。1948年11月6日,徐蚌会战开始,杜聿明任徐州剿匪副总司令。1949年1月10日,战败被俘,送至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杜聿明是唯一身兼战犯与战俘双重身份的人。传言杜聿明一人驾驶坦克突围,油尽被俘不降,中共恐吓送其去内蒙古一深井内,坐井观天,谓「望中央」。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是他的女婿,杨振宁多次请求中共释放其岳父,杜聿明遭关押十年后释放。但是杜聿明似乎并未参加民革。

黄维的事迹较少为人知,黄维兵团在赴徐蚌会战解围中被围,兵败被俘,据说他之所以陷入包围是被郭汝瑰所构陷,郭汝瑰是民国国防部的中将作战厅厅长,中共地下党员,将国军的作战计画送给毛泽东。奇怪的是郭汝瑰在反右与文革中皆受波及,中共也未授军阶给他,可以猜想的是毛泽东不愿郭汝瑰说出真相。黄维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后移至北京秦城监狱。黄维在狱中顽固不屈,不写检讨,足足被关了27年,至1975年3月19日,第七批特赦亦是最后一批,中共释放了黄维。他的妻子蔡若曙在外苦候27年,一直未嫁,等到黄维出狱,老太太已经疯了,日夜恐惧黄维乱说话,不久跳河自沉,真是国共内斗史上无数悲剧之一。近日查看官方网站《人民网》对黄维的气节还是有所褒扬的,标题如此评说:「最顽固战犯黄维的27年『改造』:至死都想去台湾?」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有关解放后民主党派的地位问题,其实民主党派本来不是要来做共产党的花瓶党的,民主党派中多数是抗日战争中头角峥嵘有风骨的高级知识份子,参加共产党政权不可能是只为求一官位,没想到共产党的设想完全不同。解放前,1948年10月,民盟由罗隆基代表,提出合法在野党的问题,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奉毛泽东命回答:「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一个最广泛的团结绝大多数人的组织,你们说要承认你们是一个合法的在野党,既是合法的,那就应该到统一战线之内,而无所谓合法的在野党了。」另外,1952年6月,毛泽东明确地说:「在各民主党派内应当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非党的革命知识份子,他们与左翼分子结合起来,形成骨干。」如此公然安排共产党员进入民主党派,甚而还有共产党员担任民主党派主席、荣誉主席的情形,至于担任秘书长、组织部长是为常态,而几乎每一个民主党派领导人的私人秘书都是公开或秘密的共产党员,早已是不宣的秘密,使得民主党派对于中共的依附性实质化。所谓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合作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成为单方面共产党领导比重失衡的相互关係,制度上民主党派是由中共统战部在政协的架构下联繫管理。

结论

1949年,是一个要命的一年,它不只是一年,而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那个战乱中艰辛奋斗的旧时代,令许多人缅怀,而新时代的来临,多数人没有準备好,因为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幺事,包括多数的共产党人。而在新旧时代交替的过程里,一个人、一个家、一个机构、一个党派,要去哪里?1949年,国民党溃败,还有许多人员接到指示撤往重庆,这些人后来大多数不及来台而遭到劫难。

1949年4月,国事如麻,黄绍竑参与和谈失败,张治中和邵力子留在北平投共,黄绍竑回南方见李宗仁。黄绍竑忧惧国家百姓将陷入绝境,他写一首词,送给李宗仁,其中云:「北国花正开,已是江南花落,剩着墙边红杏,客里漫愁寂寞」。看出国共斗争,国民党失败,南北分治已无可能,昨日辉煌岁月将如流水而去,李宗仁代表的国民党与民国政府将即崩溃。此刻如何能振衰起敝,拯万民于危难?黄绍竑选择参加民革,有他的想法,后人已无法得知其意,简单视他为「贰臣」,可能并不公允。

(作者系国立台湾师範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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